美國梅奧診所的Frank A. Sinicrope等報告的一項分析顯示，在復發(fā)的Ⅲ期結腸癌患者中，d-MMR與較好的復發(fā)后生存顯著相關，這種獲益僅限于近端結腸癌。BRAFV600E突變患者SAR較差。在遠端結腸癌中，BRAFV600E及KRAS突變與差的SAR更相關。這些生物標志物對患者復發(fā)時的診治有潛在的指導意義。（JAMA Oncol. 2016年12月22日在線版）   

關于生物標志物與腫瘤患者SAR關系的研究甚少,但對此進行研究有望指導腫瘤的診斷及治療。該研究旨在確定DNA錯配修復基因（MMR）的狀態(tài)和原癌基因B-Raf（c.1799T>A[V600E]；BRAFV600E）或原癌基因KRAS第2外顯子的體細胞突變與輔助化療的Ⅲ期結腸癌患者復發(fā)后生存的關系。

Ⅲ期結腸癌切除術后的患者被隨機分配到FOLFOX方案（亞葉酸鈣、氟尿嘧啶和奧沙利鉑）輔助化療聯(lián)合/未聯(lián)合西妥昔單抗組（北方癌癥中心治療組N0147試驗）或FOLFOX輔助化療聯(lián)合/未聯(lián)合貝伐珠單抗組（國家乳腺和腸道外科輔助治療項目NSABP C-08試驗）。使用Cox比例風險模型分析生物標志物與復發(fā)后生存的關系，該Cox比例風險模型通過臨床病理學特征和復發(fā)時間進行校正（數(shù)據(jù)收集時間為2004年2月10日至2015年8月7日）。主要研究終點是SAR。次要研究終點是原發(fā)腫瘤部位對生物標志物和SAR關系的影響。

N0147試驗納入871例腫瘤復發(fā)患者，其中男性472例（54.2%），女性399例（45.8%），平均年齡57.8歲；C-08試驗納入524例患者，其中男性269例（51.3%）， 女性255例（48.7%）,平均年齡57.0歲。

多變量分析表明，d-MMR的腫瘤患者相對于p-MMR的腫瘤患者具有更好的復發(fā)后生存（校正風險比AHR為0.70，95%CI 0.52~0.96；P=0.03）。盡管只有BRAFV600E達到統(tǒng)計學意義，但存在BRAFV600E突變（AHR=2.45，95%CI 1.85~3.25；P<0.01）或KRAS突變（AHR=1.21，95%CI 1.00~1.47；P=0.052）的腫瘤患者相對于那些具有野生型基因的患者，復發(fā)后生存較差。

在原發(fā)腫瘤部位的SAR研究中，MMR（P=0.03）和KRAS（P=0.02）具有顯著交互作用。具有d-MMR的近端結腸癌患者較遠端結腸癌患者復發(fā)后生存更好（AHR=0.57，95%CI 0.40~0.83；P=0.003）。KRAS第12密碼子突變（AHR=1.76，95%CI 1.30~2.38；P<0.001）及13密碼子突變（AHR=1.76，95%CI 1.08~2.86；P=0.02）的遠端結腸癌患者具有較差的復發(fā)后生存。

（編譯 王霞 審校 巴一）

天津醫(yī)科大學附屬腫瘤醫(yī)院 巴一教授述評：

結直腸癌有許多公認的預后因子，MMR狀態(tài)、BRAFV600E及KRAS狀態(tài)。過去大量的研究已經(jīng)證明攜帶d-MMR的Ⅱ期結直腸癌患者預后良好，而BRAFV600E及KRAS突變患者的生物學行為和預后不良。近年來原發(fā)灶部位的預后價值也得到重新認識，但在過去的研究中提示右半結腸癌預后差于左半結直腸癌。此項研究發(fā)現(xiàn)近端結腸癌攜帶d-MMR者有較好的復發(fā)后生存。此結果提示對于結直腸癌的預后判斷應將基因特征和原發(fā)灶部位相結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