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美國梅奧診所血液腫瘤科Nandita Khera提出了不良反應常見定義標準（Common Terminology Criteria for Adverse Events，CTCAE）的新用途，旨在利用一個與CTCAE類似的量表對癌癥治療相關的“經濟毒性”進行評級。Khera一直在關注高額的醫(yī)療費用對癌癥患者造成的不良影響。（J Clin Oncol. 2014年9月8日在線版）

這個量表可以提供與治療相關不良事件的等級范圍，幫助臨床醫(yī)生決定中斷、暫?；蚋淖冎委煼桨富蛘呃^續(xù)觀察。Khera提出的新量表是基于患者及患者家屬對經濟負擔的主觀體驗，將“經濟毒性”分級量化，分成輕度（1級）、中度（2級）、重度（3級）以及致殘或危及生命（4級）。由于很難分離出自殺對醫(yī)療花費的影響，Khera未設立5級。

Khera醫(yī)生承認，她的“經濟毒性”分級量表僅僅是一個原型，尚未應用于臨床中進行驗證。美國杜克癌癥研究所的 S. Yousuf Zafar認為，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，對“經濟毒性”分級量化很有意義，但是我們尚不清楚患者在治療過程中由于費用而妥協(xié)的最大原因，需要更加嚴格的量化。

Khera醫(yī)生隨訪了納入的所有病例，她承認知曉患者的經濟狀況可以幫助患者早作準備，但是并未因此改變患者的治療方案。Zafar認為，這是最重要的地方，大部分內科醫(yī)生緩解患者“經濟毒性”的唯一方式是改變治療方案，但是如果能夠早期發(fā)現“經濟毒性”，醫(yī)生積極提倡患者投保，尋找資助來源，促進醫(yī)患之間討論費用問題，從而避免治療方案改變。

Zafar等第一次提出這個想法是基于一項預實驗，該研究評估投保的癌癥患者所需的現金支付費用。而Khera的研究強調了經濟毒性如何導致客觀的經濟負擔（比如一個患者的治療費用和欠款情況）和主觀的經濟壓力（比如錢包緊縮如何影響幸福感）。去年，一個“11項COST”問卷成為第一個評估癌癥患者治療相關的經濟影響的工具，但是這個COST量表和經濟毒性分級量表評估的是經濟毒性的不同方面，恰恰顯示了經濟毒性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。

Khera醫(yī)生指出，建立經濟毒性的分級標準必須把患者和患者家屬都納入考慮范圍。經濟毒性不單包括醫(yī)療支出，還有間接費用，比如路費，住宿費和損失的薪酬。Zafar醫(yī)生會進一步研究，后續(xù)的重要步驟包括將分級量表應用于實踐中，比如早期發(fā)現患者經濟毒性的風險，在患者出現醫(yī)療債務之前提前干預，尋找相應的資助方法支持進一步的治療。

另外，隨著抗癌藥物價格的突飛猛漲，美國臨床腫瘤學會（ASCO）正在為抗癌藥物建立一個成本效益評分卡，那些患者獲益有限但是價錢昂貴的藥物將得不到ASCO的支持。Zafar醫(yī)生說ASCO的癌癥治療價值工作組已經關注這個問題很長時間了，這個工作組正在努力將治療價值整合進入醫(yī)療決策制定中。ASCO的質量管理討論會將在它的開幕式上強調這個問題，Zafar醫(yī)生計劃提出這個問題：“重中之重：經濟毒性如何影響癌癥治療質量？”

（編譯 周旻 審校 盧鈾）